三阴性乳腺癌作为目前乳腺癌研究领域的热点与难点，在过去一年取得了一些进展。三阴性乳腺癌是一种异质性肿瘤，最新的Vanderbilt分型将其细分为7个亚型，即基底细胞样1（BL1）、基底细胞样2（BL2）、免疫调节（IM）、间充质样细胞（M）、间充质样干细胞（MSL）、管样雄激素受体（LAR）以及不稳定亚型（UNS），提示可以尝试对三阴性乳腺癌进行分类治疗或个体化治疗。就目前而言，细分亚型指导临床治疗的循证医学证据尚不充分，因而根据临床和一些简单的病理因素来决策治疗方案仍是目前的主流。下面将从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在新辅助治疗方面，能够获得病理完全缓解（pCR）的三阴性乳腺癌患者，其预后可以和达到pCR的非三阴性乳腺癌一致；但那些没有达到pCR的三阴性乳腺癌患者的预后非常差。这也是国外开展CALGB 40603和GeparSixto两项临床研究的重要原因。在2013年圣安东尼奥乳腺癌会议（SABCS）上，这两项临床研究结果显示新辅助加用铂类后使得三阴性乳腺癌pCR率有了显著提高；但在2015年大会上披露的生存随访结果却是大相径庭：CALGB 40603研究显示加铂3年无事件生存率（EFS）无获益，而GeparSixto研究显示三阴亚组加铂后3年无病生存期（DFS）有显著改善。虽然这两项临床研究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异，导致最终结果不太一致，但从近期疗效看，加用卡铂对三阴性乳腺癌的新辅助治疗仍比较重要（虽然未能确定其作为标准治疗），如果有可能加大pCR的改善率，就很可能会增加转化为DFS或EFS获益的机会，未来也需要更多的临床试验来阐明这个问题。

　　对于三阴性乳腺癌的辅助治疗，本届会议也探讨了一些新的热点。比如，通过CREATE-X临床研究，我们看到凡是在新辅助治疗中，没有达到pCR或者淋巴结阳性的患者，术后标准治疗后加用卡培他滨8个周期，结果发现DFS和总生存都有获益，而这样的获益从亚组分析看主要来源于三阴性乳腺癌。这提示，对于高危患者，特别是三阴性亚组人群，在辅助治疗中加入卡培他滨可能获益，也值得今后进一步探索。需要注意的是，这项研究在SABCS会议上也有一定的争议，包括研究设计中卡培他滨和内分泌治疗合用的问题，同时，这并不是一个完全针对三阴性乳腺癌的临床研究，而是针对HER-2（-）乳腺癌的临床研究，对亚组的临床结果过多解读也不太合适。我们需要另外两项临床研究，包括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开展的SYSUCC001研究和西班牙开展的CIBOMA研究，来最终揭示卡培他滨在三阴性乳腺癌辅助治疗中的地位。

　　三阴性乳腺癌晚期治疗方面，我们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胡夕春教授牵头开展的CBCSG006临床研究结果已得到公认，在2015年SABCS年度回顾中也得到展示。这项临床研究证明，在一线三阴性乳腺癌治疗中，使用含铂的GP方案在客观缓解率（ORR）和无进展生存期（PFS）上显著优于GT方案。GP方案已经列入德国妇科肿瘤协作组（AGO）和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CBCS）的指南，我们也正在开展一些转化性研究，以进一步探讨究竟那一部分人群最能从含铂治疗中获益。

　　预测因子也是此次会议探讨的热点。对于早期三阴性乳腺癌，目标是预测哪类患者能够从强化治疗中获益。对于免疫治疗，目标是进一步明确如PD-L1表达等指标是否能完全预测PD-1/PD-L1抗体的疗效。对于晚期乳腺癌，需要进一步明确BRCA或是包括BRCA在内的HRD通路是否能够预测铂类的疗效，相关结果并不一致，还期待今后2～3年更多的研究来拨开迷雾。

　　专家简介

张剑 副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首届十大医务青年，中国医促会健康科普分会青年委员，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肿瘤免疫治疗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循证医学中心成员 。

　　曾在新加坡参加亚太区 I 期临床研究培训课程，并于2011年在位于美国TEXAS的全球最大的 I 期临床中心START研修。2014～2015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DE担任审评工作。入选第3批复旦大学“卓学人才计划”。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等5项课题。担任BCRT等多本杂志审稿人。以第一或共同第一作者发表SCI收录论文近30篇（Lancet Oncol、Int J Cancer、Oncotarget、BCRT等）、中华系列论文4篇。